在最前沿的金融学研究领域，日本泡沫经济被解读为是一场“货币战争”，而实际上，当时国际货币战主要集中在美元同欧洲货币之间，与日元的矛盾是其次的。

    但正是在日本盲目乐观，又意欲成为“负责任大国”的背景下，日本1985年、1987年先后很乐意地签下《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并多次大手笔投入救市，陶醉于日元是美元救世主的角色。这一系列不相称的“大国贡献”，成为日本盛极必衰的拐点。

    1989年，石原慎太郎和盛田昭夫出版《日本可以说“不”》，版后一年内即再版10次，紧接着《日本还要说“不”》、《日本坚决说“不”》等著作都畅销一时，高呼日本要“承担起新时代中流砥柱的重任”、“要成为新世界史的主角”。

    上帝让其死亡，必先让其疯狂。

    政商分离导致国民离心

    也有人指出过日本人有一个奇怪的逻辑——通过灾难来挽救自己。日本政府、企业和老百姓都喜欢在一种安定、明确的制度下生存。他们缺乏一种竞争性或者是变动很强、活力很激烈的性格或者体制。即使1996年曾经出现过一次地震之后的恢复，那是因为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还有一些资本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当其国内缺少一种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时候，灾害需求成为一种有效拉动力。”

    但现在不一样了，日本基本的资源消耗已尽，财政出现了高达200%的负债。日本的银行、企业和居民的负债都很严重。自1990年代陷入严重的经济停滞以后，日本已失去了十年，而后又失掉第二个十年，人们不禁发问：为什么经济衰退周期会如此的漫长？

    日本“经济改革沙皇”竹中平藏认为：“原因在于长时间银行与企业都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资产负债表。”加藤宽也认为：“处置不良资产，确保稳健的金融体系，恢复金融市场资本配置机能，是日本改革最重要的经验，而推迟这样做，恰恰是‘失去的十年’最主要的教训。”

    然而，直到竹中平藏1998年上任金融大臣提出处置不良资产时，几乎所有的银行家、政治家甚至媒体都反对。这不禁让人深思，日本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

    森岛通夫分析称：“日本社会是由政、财、官三界紧密结成的社会，但自1990年代开始，这三界由教育背景完全不同的精英占据：接受战后教育的官界，接受战前教育的政界及接受过渡期教育的企业界。”

    日本长期以来被形容为“经济一流，政治三流。”但回顾历史，1946年至1980年吉田茂、鸠山一郎、石桥湛山、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等都堪称水准很高的政治家，除石桥湛山和三木武夫外皆出身官僚。而1988年至1997年的9位首相中，只有宫泽喜一出身官僚，其他全属政党元老。

    如今民主党提出“政治主导”改革，也就是将被官僚垄断的资源和信息重新收归政治家所有，但基本上是“只闻楼梯响，未见人下来”。究其原因，在于长期泛滥的政治家世袭让日本形成了“政治家无能”的社会共识。而官僚虽然多为最优秀的社会精英，但正如出身商界的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所言：“官僚们工作的确努力，但问题在于他们不是在为国家，而是为各自的省厅利益工作。”

   “无能的政治家、优秀却自私的官僚”，这样的政官结构让产业界及国民日益离心，政治信誉消失殆尽。可以说，政官商界的互相分离，是日本在经济泡沫破灭时无法迅速协力应对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日本改革迟缓、二十年尚难以摆脱困局的根源所在。

   “坂本龙马热”依然在日本持续发酵，但正如坂本龙马的名言：“应该将日本重新清洗一遍。”坂本龙马纪念馆馆长森健志郎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坂本龙马身上有很多优点，如先见之明、随机应变、善于交际等。但那些自诩为龙马的政治家们别忘了，龙马一生最大的优点在于他没有任何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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