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研究的范围之广，研究的问题之细，挖掘的深度之深，恐怕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88年到日本留学的时候看过一桥大学几位博士的研究题目。其中一位是研究云南半开的流通范围，另一位是研究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被服发放，还有一位研究北大造反派头子聂元梓的。当时我的导师则是研究30年代华北某个村庄的情况。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研究得那么具体。诸如云南半开、小站练兵这样是历史今天的中国大学生基本都是闻所未闻。他们却津津有味地花7-10年时间研究写成论文或专著。
可以说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已到了用显微镜看中国的地步。从研究体制上来说，日本有财团法人中国问题研究所、亚洲问题研究所。大企业中比如三菱集团有三菱综合研究所、富士通有基础研究所、野村证券有野村综合研究所。这些研究所都设有中国部或中国室。著名的东京大学、大阪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神户大学、庆应大学、一桥大学都有许多终身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教授。有专门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法律问题、粮食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妇女问题、儿童问题等各方面的专家。

 
      据我所知，日本光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教授就有200多位。如果把他们的论文搜集起来那就是洋洋大观，几个月也读不完。日本的研究体系是管、学、研相结合。官是指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的研究机构、学是指大学，研是指独立法人研究机关。这种官学研三结合的体制效率极高，成果很多。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以论文或著作形式发表。现在更多是通过网络发布。从根本上说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服务。比如，当年大庆油田的消息就是日本首先报道出来的。他们根据我们报纸上一张钻井工人的照片就大致判断出大庆油田位于黑龙江省安达附近，也分析出大庆油田的产量。从而引起了日本石化产业的注意。再比如，日本每年出一本中国党、政、军指导人物的辞典。对中国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学历、经历、个人兴趣爱好都作了详尽的描述。这样的辞典在日本书店里随处都可以买到。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对日本的研究明显落后。尽管中国社科院有日本研究所，上海有亚太研究所和国际问题研究院。但我们对日研究更多还停留在宏观层面，很少到微观社会问题和人物作研究。所以我们对日本突发的社会问题或现象的反应就往往显得比较被动。但愿有一天我们对日研究也能全方位多层次做得更细致、更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