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星期之前，布莱星顿先生下楼来找我。我似乎觉得，他的心情异常激动。他提到在伦敦西区发生了一些盗窃案，我记得，他当时显然毫无必要那么激动，他声明说，我们应当把门窗加固闩牢，一天也不能耽误。在这一星期里，他坐立不安，不断向窗外张望，就连他午餐前习以为常的短暂的散步，也停止了。他的一举一动给我一个印象，他对什么事或是什么人怕得要死，可是当我向他问到这件事时，他变得非常无礼，于是我就不再谈这件事了。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他的恐惧似乎逐渐消失了，他又恢复了常态。可是新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又使他处于目前这种可怜而又可鄙的虚弱状态。

　　事情是这样的：两天以前，我收到一封信，我现在就把它读给你听，信上既没有地址，也没有日期。

　　“一位侨居在英国的俄罗斯贵族（信上这样写着），亟愿到珀西·特里维廉医生处就医。几年来他深受强直性昏厥病的折磨，而特里维廉医生在医治这种病症方面是人所共知的权威。他准备明晚六点一刻左右前往就诊，如果特里维廉医生方便，请在家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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