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和平日相比更加认真地化妆了，那一天从早上开始就坐立不宁。去东京站接父亲，用我开的车返回世塚的时候，在车里面父亲也不问问母亲病况，和往常一样，始终是讲小仓的景况多么恶劣这种话题。接着就开始，你的情况怎么样，和朋友和得来吗？在东京也要找个工作等等都是固定的文句，透过太阳镜瞥一眼正在开车的自己的儿子，刚说过几句就开始质问起来。
“你，大概在做什么工作呢？”

“啊，不错吧。”
和母亲见面后，父亲这样说。也不问这问那以及关于几天后切开脖子的手术的事情。这样说完之后，飞快地跑到屋里，脱掉裤子、挂上茄夹，点上烟，紧接着说：
“给我上茶。”
完全自己独立的想法，依然照旧不变。对照旧的事情依然没有改变，完全照旧。
尽管已经买好了做饭的材料，但因为要马上入院了，所以今晚就要到外面去吃了。但是实在磨不开已经很久的父母儿子三人这个关系，我实在没法忍受，像往常一样把附近各位年轻的叫过来，好多人一起去下北泽很整洁的饭店。
“爸爸，第一次见面了。”
第一次见面的说客气话的年轻人，大家一样都开始解冻了。
当然，不太亲切的并且非常不正常的父亲对那些客套基本无视。梳着大背头，戴着自己喜爱的棕色的太阳镜，穿着法国白色夹克。只有右手小手指的指甲很长。细长的烟一分钟抽一根。把自己喜欢的菜端到自己的面前，也不听谁的劝说，全部被自己吃个精光。
一口把生鱼片吃掉就开始发表看法：“东京的鱼也并不是所想吃的。”而且也不顾忌大家都还在吃着的时候，就喊出：“现在去喝咖啡吧。”ホセ就慌张地把杂烩丸子整个吞下去。
对这样的人，实在是难以靠近。
我回到了十一层的房间，父亲和母亲回到了七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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